在中国的民间，能工巧匠们把做工说成是“做活”，学手艺是“学活”，能工巧匠们做出来的物品“活”．以前听到这些，总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想来，却觉得非常有道理。

　　的确，物品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活”应该体现在头脑的灵活上．只有通过发挥想象力，才能“活”，也才能体现其活灵活现。

　　生活中的人怎样才能称之“活”呢？记得法国学者帕斯卡尔曾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不知道一个失去思想或者思想已经被奴役的人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一定不可以称之为“活”，他只是以一种类似动物的生命的形式存在而已。

　　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学校和家是我这些年来大部分时间的活动空间。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好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几乎没有想象力，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着一些类似被指定的动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尝试着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未知的世界，逐渐学着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人是可以保持着几分固执的，但不可以偏执，因为观点和看法会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过分的偏执，可能会使自己变成自己观点和看法的奴隶。

　　如果要问我这一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我可以在弥留之际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我这一生，活得是个人。”

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寻找快乐－－－罗素［英］

二千五百年前，孙武子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攻篇）．遗憾的是，由于后人的失误，使得孙老先生的本意没有被完全理解．“己”在“彼”之后，意在表明知己比知彼更难．所谓知彼，即通过各种调查方法搜集信息，了解对方，是要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所谓知己，即对自己的认识，在看待自己时，难免会有主观因素起作用。心中有杆称，能够称出自己几斤几两则非常人所能及啊！

　　人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前者是一个实证问题，后者是一个规范问题．经典科学对人的假定:人在这个宇宙中像原子一样，随机游走．我们只需要运用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就可以解释这个无比浩瀚的宇宙．所以也就有了古典经济学中对人的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在一定时期内，人有确定的偏好．追求效应最大化的个体之间的行为互不影响，即不存在外部性。亚当．斯密为我们勾勒出的“市场－－－无形的手”的社会蓝图是多么的美妙!美妙的像天方夜谈．

　  在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策略行为．人是这个至今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宇宙逐渐发展并形成的博弈场中的局中人．人在与自然博弈，人在与社会博弈，人在与其他个体博弈．在此过程中，人在不断地摸索中，寻求均衡解．正如海明威所言:“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但又自成一体．”一方面，我们需要依赖于其他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以寻求安全感；另一方面，我们又害怕在集体中消失，所以有了对个性的追求．

        知识分子，一个在中国被泛化的名词。在很多望文生义的中国人看来，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一个有知识的人就理所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在那些曾经的“疯狂”的年代，批斗知识分子的“革命”。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不与主流社会同流合污，客观地批判主流社会，为社会伸张正义、拷问社会良知的人。鲁迅、钱钟书等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而一些御用文人被冠之于知识分子则显得牵强了。
      知识分子在客观地批判主流社会，这种“批判”具有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可以说是公共物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属性：一是生产非竞争性，虽然在中国有自古文人相轻之说,不过,那些文人没有几个能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主流社会的批判不会影响其他知识分子,于此同时,还会刺激其他的知识分子,这就产生了正外部性.其二是消费的非排他性,知识分子对主流社会的批判,意在拷问社会的良知.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消费”这种产品时,是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的,而且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还会产生网络效应.

中国知识分子-----类似大熊猫的稀有的、非理性的群体。之所以说是类似大熊猫。是因为当代的中国，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法，知识分子群体几近灭绝。

那为什么又说是非理性的呢？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主流社会中的人是理性的，他们有确定的偏好------“声色货利”，在有“约束的条件”下追求效应最大化。与理性的主流社会相比，那些知识分子则显得很不懂“风情”了。主流社会需要的是人民民主专制，而知识分子却在大力倡导资本主义式民主与自由；主流社会需要的是冷漠和无知，而知识分子却在鼓吹道德与良知；主流社会需要的是“权贵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却在呼唤法治主义。

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中国权贵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多余分子，可笑！可悲！可怜！

刚刚看完央视新闻频道的《中国周刊》，一场关于小说抄袭的官司引起了我的思考，至于这场官司的原、被告是谁，在此就不必提了。

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抄袭”，找到相关网页约9,050,000篇，输入“创新”，找到相关网页约24,400,000篇。在Google搜索引擎中约有7,060,000项符合抄袭的查询结果, 约有66,000,000项符合创新的查询结果。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搜索这两个词，它们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抄袭是创新的杀手。

    提到抄袭，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强盗这个词，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想当然得认为，强盗偷取的是实物，所以行为很恶劣。而对于抄袭，一句“天下文章一大遍，看你会抄不会抄”。就说明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严重的问题。人们对于抄袭的行为，态度是绥靖的，比如在《中国周刊》的节目中所说的，当被抄袭者状告抄袭者时，抄袭者所谓的“粉丝”们为其偶像鸣冤叫屈，有的甚至指责原告（被抄袭者）在炒作。事后，原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她感到很困惑。

    抄袭、学术造假，大学已经不是学术的象牙塔，其正在蜕变为名利场。而社会又怎样呢？大学的蜕变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这只不过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社会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大学能够长期保持出淤泥而不然，那才叫人感到奇怪呢！大学的存在，是植根于社会之中的，它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的影响。

    如何打击抄袭、盗版呢？许多人想到，制定法律，通过政府强制，予以打击。颇具讽刺一位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会晤，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为回应，中国政府也在做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而效果却不能让人恭维，对此笔者认为，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应该是社会的责任，是社会在漠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社会在庇护盗版、抄袭。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是这个“强盗文化”在作祟。为什么这么说呢？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论断，即外在制度（正式成文的法律、法规等）的有效实施，是需要内在制度（社会的文化、风俗、习惯等）作保障的，也就是说，外在制度是不能脱离内在制度而独立发挥效力的。接下来，我将分析一下这个“不负责任”的社会文化。

    在一个“强盗文化”的社会中，社会所崇尚的只是结果，至于过程怎样，就不重要了，正如俗话所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的文化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来是不变的真理。处庙堂之高的皇帝，其实只不过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山大王而已。在这种文化中，经常演绎的就是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在其《君王论》中所倡导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则手段。

    一个“强盗文化”主导的社会中，抄袭、盗版的盛行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只要强盗成功了，人们就不会在用强盗的标准来看待了，而会改用成功者的标准来对待。当抄袭者、盗版者取得成功时，社会的理性选择是变本加厉地抄袭、盗版，这样创新就会变成华丽的装饰品，像皇帝的新装一样。

    走技术创新之路，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行将不远的。

萨缪尔森幸福方程式：幸福＝效应÷欲望。效应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效应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应取决于偏好，偏好是主观的 , 所以每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即追求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应，还要付出成本（成本是指人们作出一项选择所付出的最高代价，即机会成本）。

如何才能幸福呢？笔者认为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

一是在既定欲望的前提下，增加效应。经济学的一个假定是，人的欲望是无限，即承认人是有贪欲的，然而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是稀缺的。因此，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就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学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即把资源通过价格机制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人，这样就可以实现帕雷托最优配置。在不存在帕雷托改进的有效市场中，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福利也就不存在帕雷托改进，局中人的福利也就达到了最优，因此，每一个人的幸福也就取得最高水平。

第二种方法是在既定效应的前提下，降低欲望。这是宗教所倡导的，如佛家所云：无欲则刚。在既定效应的前提下，当欲望取近于无穷小时，幸福等于无穷大，自然就会“刚”了。

幸福在哪里？唉！这么简单的问题，被搞复杂了，呵呵，这太有意思了！！！

http://www.jingjixue.com/wmnewshtml/5/2006-05-07/20060507113756.html

视听：朋友别哭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做一名谦谦君子，做社会的精英，回报社会……

    今天，我已经厌倦了那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说教似的空口支票，什么良心，什么君子，全是fuck骗人的东西，那不过是一群“沉默的羔羊”，愚*民的目标就在于此。

    身负愚*民重任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所谓国学，即将“死灰*复燃”，其实这里说死灰*复燃有点不大恰当，但我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了。儒家倡导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文化，鄙视劳动者与女子，那句“天下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可见一斑。似乎一群有德的社会精英治国，就可以兴国*安邦了。

    我一直搞不明白，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衣食住行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讨饭来的吧？写到这里，我就想起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金庸绝口不提那些侠客的衣食住行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掉馅饼吗？

    在中国社会里，历来是外儒*内法的，即对外宣扬以德治国的仁政，对内则实行极其残酷的法家统*治，同时，利用儒、释、道家来愚*民，集*权统*治可以说是发挥到及至。

    王朝时代中央帝国的文化沙文主义何时才能终结？随便捡起一块“秦砖汉瓦”，就宣称是“国宝”，累不累啊！！！蜗牛？？？

    无意中看到一篇寓言，故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布里丹最早提出的，大概意思如下：“一头饥饿的驴面对着两堆有同样诱惑的干草，简直无法决定去吃那一堆，结果它只有忍饥挨饿，直至死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假定两堆干草为A、B，A、B都在这头驴的消费预算集内，且它们是对这头驴来说是无差异的、“价格”相同的。假设这头驴选择A，根据显示性偏好公理，B对这头驴来说有两种可能：一、B不在这头驴的消费预算集内；二、这头驴对A的偏好大于B。根据假设，这两种可能都不成立，所以这头驴不应该选择A，同理，也不应该选择B。布里丹用这个故事主要是说明，消费者在面对无差异效应的商品时，所面临的困境。

    下面我将这个问题一般化，假设一名消费者C，收入为Y，有两种商品X₁、X₂，X₁，X₂∈{1,0}，X₁、X₂对C 来说时无差异的，价格P₁=P₂,P₁*X₁≤Y,P₂*X₂≤Y,且P₁*X₁+ P₂*X₂>Y。即对消费者C来说，在消费X₁、X₂的决策中，他只能二取一。这个时候消费者C将面临和上面的那头驴一样的困境。这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的问题，因为X₁、X₂对C 来说时无差异的。

    接下来，我对这个难题进行扩展，问题变成，假设消费者C将消费两种商品中的一个，它们是选择E与放弃A，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对消费者来说，E已经不在他的预算集以内了。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他将消费A，即他将放弃对X₁、X₂做出选择的权利。

    也许以上的分析过于抽象，我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有两个女孩W₁、W₂都爱上了一个男孩M，M感觉他爱W_I和爱W₂的程度是一样深的，且他选择W₁、W₂中的一个，都会对另一个女孩产生严重的伤害。不难想象，此时M面临和那头驴相似的问题，放弃就成了M理性的选择。不过，感觉这个难题有其它两种解决办法的：一、其中一个女孩自己选择离开，但这时M将不在面临选择困境了，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抽签，这个看似公平却极其的残忍的方法，我想抽签的时候一定都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启示]：有些时候，可选择范围的扩大，对一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在现实世界中，搜寻“商品”的信息是需要成本的。而且，随着可选择范围的扩大，出现等价格、无差异的“商品”的情况，是有可能的。由此可见，早做决断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也许，你此时会说，由于早做决断，陷入路径依赖而被lock－in，无法得到最优的“商品”。呵呵，生活的最优解，只存在于数学的世界里。

    巴顿在美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将军。崇拜他的人会说，巴顿积极进取、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对强权说NO。讨厌他的人会说，巴顿打骂士兵，不遵守战术纪律，有一张不安分的嘴。

    不过，总体上来说，在美国，喜欢巴顿的人是比讨厌巴顿的人多的。一个对人宽容的民族，是不会强求人性的不足的，毕竟人就是人。

    拿不准就进攻。在现代战争中，战机稍纵即逝，一位将军寄希望于搜集到敌我双方的全部信息，然后再权衡双方的实力，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搜寻信息是要成本，特别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现代战争就像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冒险就未尝不是一个最优选择。特别是运用混合策略，不给对手以有效的预期，用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在顶峰的时候多么辉煌，而要看他跌到低谷怎样爬起来，然后到达另一个顶峰的高度。巴顿将军深黯人生有沉浮这一道理。当跌落低谷时，他会积极争取、韬光养晦。一战对这个为了战争而生的勇士来说，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回到国内，他继续自己的骑兵团训练生活。此后，巴顿将军逐渐了解坦克——这一新生的战争武器，开始了他和坦克的不解之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坦克装甲部队成就了巴顿，接下来的二战可以证明。

    巴顿将军是一名战役学的优秀的实践者。不过，他穷其一生都没有搞明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写到这里，我就想起读中学的心灵历程。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考上军校，到军营中去接受挑战。可能当时我所追求的，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高峰体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是多么的刺激。

    后来，我逐渐明白克劳塞维茨的那句：战争是一种以迫使对手实现我方意志为意图的暴力行为，是什么意思。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是政治的工具或者说是手段，所以战争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

    提起这些往事，我还应该感谢……，呵呵，这太有意思了！

    现在所学的经济学，我发现有许多经济问题，无法摆脱政治而独善其身。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政治就那么无孔不入呢？

    政治这个魔爪结束了那个为战争而生的巴顿的性命。

    政治是经济学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这是一个杜撰的故事，最初的出处已经不祥，我也忘记了最初是谁给我讲的了。

    某日，一条猎狗（d）在荒野中看到距离它前方a米处有一只野兔(h)。此时，这只野兔也看到了猎狗。猎狗的目的就是追到野兔。为了更好的表达这个问题，我把它们放到直角坐标系中，猎狗的位置是（0,a）,野兔的位置是（0，0），野兔将沿着X轴逃跑。猎狗该如何抉择呢？

    猎狗追野兔的第一种方法：假设猎狗有足够的智商和能力，它可以准确知道野兔h的逃跑速度V_h，以及自己的奔跑速度V_d。这样，猎狗就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出自己即将追赶的方向(计算过程在此不再累述)。

    猎狗追野兔的第二种方法：猎狗不知道野兔的逃跑速度，甚至自己的追赶速度，但是它知道自己一定比野兔跑的快。此时，猎狗的最优选择就是，每一个瞬间都调整自己速度的方向，使之指向野兔。

    猎狗追野兔的第一种方法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它认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测算出资源约束条件，以及人的需求，进而掌握全部的信息，通过行政手段，无限降低交易成本。非常遗憾的是，就猎狗无法通过测算野兔的速度进而计算自己的最佳奔跑方向一样，中央计划者也无法完全知道，人的需求。更有甚者，那些中央计划者竟认为，人有完全相同的需求，人是完全同质的。

    我虽然生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的时代，无法看到我的父辈们曾经穿着几乎相同的衣服，凭票买东西的场面。但我依然可以领略到，集权体制对人性的摧残，一群群有着几乎相同思想的动物，呵呵，这太有意思啦！！！

    猎狗追野兔的第二种方法相当于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自己的能力的不足，无法完全知道人的需求。但是他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记得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给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消费者选择自己能够支付的最偏好的产品，使其效应最大化。生产者边际等价法则，组织劳动与资本，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以使其利润最大化。这样，资源自然得到最优配置。

    猎狗该如何抉择呢？是继续自负，还是承认其不足呢？

    商业只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差价，本身是否创造价值？为什么抑制商业是错误的？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商业活动的确不产生价值。但是抑商政策却是不可取的，下面我将从三个角度论述：

        一、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

    在欧洲以法国为典型，法国的魁奈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大力倡导者。其理论根据是：商人通过地区之间商品的差价，赚取利润，可以说是不劳而获。用博弈论的语言说就是：商业活动是零和博弈，只是财富的转移。

    在中国，“商”字与一个朝代有关，即商汤氏发源于现在的河南省境内。此地的人以从事农产品和陶器等交换为生，而后随着商朝的灭亡而消失了。在中国的古代有农本商末的说法。其原因是：1、民以食为天，商业不直接涉及农业生产，不增加社会的农业财富总量。2、农业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口膨胀，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统治者就必须大力倡导农业发展，这样就会陷入“囚徒困境”，结果是人口进一步膨胀。3、商业的流动性比较大，任由商业的发展，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4、冷兵器时代战争以人数为优势，施行保甲制度，有利于保证兵源。

由此可见，趋于保守的封建社会，必须抑制商业的发展才能维护其稳定性。

        二、计划经济社会不需要商业

    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生产所需的劳动、资本、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对国有的工厂进行生产指标分配。进而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供销社分配到各个劳动者手中。

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是通过市场把生产资源进行有效分配，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再通过市场分配。而计划经济体制是不需要市场这一配置资源的手段的，它只需行政命令就可以了。

    记得列宁曾说过，要搞一个国家托拉斯，即国家垄断所有的生产资料。即使一个人也是国家的，我想这只不过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或者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换一个生动的说法而已。

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也只是妄想。一个没有自由，私有产权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是不会支持商业的发展的。

        三、保护主义对商业活动的抑制

    保护主义在国家层面上就是通过贸易壁垒（比如关税、质量标准、配额等），限制商品的自由流动。古典经济学早已经证明了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政策，降低了国民的福利水平。但为什么要限制自由贸易，一直颇受争议，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一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如果限制自由贸易，整个国家的损失就是，全民福利的降低，这个量值是很小的，这时的福利降低额就带有类似公共物品的性质；而国家的得益是，保护了一些弱势的厂商，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那一部分。国家毕竟是由政客把持的，他们也是理性人，有自己的偏好，而且这个偏好在贸易保护这个问题上，是和全体民众不一致的。所以，这就不难理解，国家之间为什么陷入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了。

    保护主义在我国内部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干预经济呢？因为地方官员要升迁，就必须有政绩，而经济的发展成果则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政绩。由于财政联邦主义，国家通过五年计划，分配发展指标，所以有人戏称计划经济就是指标经济。这样，地方政府必然要为本地的经济发展负责。如何发展经济也就成了各个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这些年来，各地的工商管理部门，年年打假，但假货却屡禁不止，为什么呢？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竞争均衡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即资源是帕累托最优配置。当这个命题的前提条件不成立，结论就不可能成立了。

    商业只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赚取差价，本身是否创造价值？为什么抑制商业是错误的？

商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其没有涉及实物的生产，所以不创造价值。但是抑制商业却是错误的，原因何在呢？根据一价定律，商品在不同空间的差价应该等于商品的转移成本。否则，套利空间的存在，使得一价定律逐渐趋于成立。当然，这是在允许商品自由流动的假定前提下成立的。抑制商业，即抑制商品的自由流动，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在局部市场产生垄断，垄断厂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利润最大化法则，使得商品的价格高于其平均成本，从而产生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二、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根据经济学原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着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由于抑制商业，使得产品无法自由流动，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源的配置自然是效率低下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同工不同酬？美国的一个理发师和我国的理发师的报酬是不同的。同样在我国，农村的劳动者和城市的劳动者的在做相同的工作时，得到的报酬也有差距。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使得局部市场对劳动的供给是稀缺的，根据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直接决定要素的报酬，这样以上情况自然就会产生。对于我国而言，无法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原因主要有，一、硬性制度（成文的法律、法规等）的限制，特别是户籍制度，使得城乡的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二、软制度（即风俗、习惯等）的约束，我们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对家的感情比较浓厚。

    提到抑制商业，我就想起家里人曾给我讲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以前，从事小商品的买卖都是不允许的，是违法的行为。与抑制商业相辅助的是通过完全的中央计划，分配厂商生产指标，国人凭票购买产品。那些极其自负的中央计划倡导者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消除经济周期。据说，原苏联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根据线性规划原理，做了一万多个经济方程，希望以此原理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其社会产能。资源可以定量，但人的欲望是无法定量的，至少在现在是的，到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得而知了？？？

    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一时的自负只能换来落后的痛苦。

看完了《在不确定的世界》，我被作者罗伯特.鲁宾的个人魅力深深地打动了。可能是由于我成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度的原因，所以会对罗伯特.鲁宾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可思议。

罗伯特.鲁宾高中毕业后，申请普林斯顿大学被拒绝，在哈佛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一年，接着在耶鲁大学读法律研究生。顺便提一下，罗伯特.鲁宾在哈佛大学以优秀毕业生毕业后，他特意给普林斯顿大学写了一封信，说明他的情况。普林斯顿校方的回答是，我们每年都会拒绝一些学生，以使其他学校也能招收到比较优秀的学生。

罗伯特.鲁宾从耶鲁毕业后，去了高盛投资公司，他之前是学法律的，现在要从事经济方面的套利业务，挑战可想而知。罗伯特.鲁宾从底层的职员做起，直到做到高盛的合伙人，即相当于首席执行官，可以说此时的罗伯特.鲁宾在事业上已经到达了颠峰。

在高盛公司工作了26年后，他于1992年，收到了克林顿总统的邀请。此时的罗伯特.鲁宾在商界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进入政坛，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最终，罗伯特.鲁宾选择了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出任克林顿总统下属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对总统负责，参与经济政策的制订，这就不免会和财政部产生冲突，罗伯特.鲁宾很好的协调了和财政部以及国会的关系。1995年，正值墨西哥经济危机时期，罗伯特.鲁宾接受了出任财政部长的邀请，从白宫转到财政部工作，“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墨西哥的经济继续衰退将影响到美国的出口，以及不法移民和毒品的增加，而此时给予墨西哥财务支持，他们将面对道德风险，即投资者没有为其决策付出应有的代价。罗伯特.鲁宾和艾伦.格林斯潘经过多次协商后，两害相衡取其轻，决定给予墨西哥大力支持——贷款。墨西哥经济危机刚刚结束，俄罗斯国债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接踵而至。面对这些难题，罗伯特.鲁宾很好的诠释了一个美国财长的能力。

1999年，克林顿的“绯闻事件”平息后，罗伯特.鲁宾选择了离开华盛顿，由他的助手拉里.萨默斯出任财长（即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回到那个似曾熟悉的华尔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是故人了。之后不久，罗伯特.鲁宾出任花旗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从政界回到商界，他感觉企业应当向政府组织学习多个相关部门协作的能力。

在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有时候，离开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在已经过去的2005年中，总结起来，我感觉自己的思想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想2005年以前的自己，竟然觉得那时是多么幼稚啊！下面我将用一些在2005年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事物总结过去的一年的收获。

一、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复杂性、风险与金融市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复杂性和时间衍生出了不确定性。由于人的本性是规避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所以人在潜意识中总是对不确定性充满恐惧的。如何更好地面对不确定性就成了人类的一个难题。

记得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利之处就是，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在我们这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冲突的社会中，一定要注意人的思想的转变，内在制度（即风俗、习惯、人的思维方式等软制度）的转变比外在制度（成文的法律、法规等硬制度）的转变慢很多很多！

二、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大学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以前所学的‘死知识’进行批判和反思。”这句话是2004年春天，一位老师说的，当时没有当回事，现在想一想的确有道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在逐步实践这句话，得到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在批判与反思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一些曾经忘记的事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重新理解了“多闻阙疑”，这个词语是我的以为中学老师告诉我的。多闻即多听，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多听别人的见解，虚心请教；阙是存在的意思，要对问题存有疑问，万不可枉下结论，时间会让你改变对问题的看法。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三、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刘道玉。这位前武汉大学的校长，在1986年，由于他的教育改革过于激进，不被权势阶层所认可而被免职。之后，他本可以出任武汉市市长或教育部高官，都被刘老一一拒绝了。他的做人的准则：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我今生都不会忘记。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做人要有良心。

此时，我想起了刘文典，20世纪三十年代安徽大学的校长。刘校长曾拍着桌子，对高高在上的蒋介石说：“大学不是衙门!”现在的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应该是什么呢？

四、影响最大的一件事：社会上刮起了学习国学之风。所谓国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正在深受西方基督文化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说来简单，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呢？可能这时候做个保守主义者最简单，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祖宗留下来的，都是好的。

“五四”已经过去快87年了，“五四”时期，追求科学、民主的精神，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难道中华民族真的要百年一轮回吗？

严格地说，当代的中国基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是家邦社会。太多的穿着“西服的农民”，自称是现代公民，自负之极，可笑之极！

    五、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海上钢琴师》。主人公是一个在客轮上出生的私生子，不属于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公民。主人公在弗吉尼亚号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曾未踏入大陆一步，最后和客轮一起消失。这部电影是对这个钢筋混凝土森林式的城市时代的批判，看完后，我反思了人生的意义。在“声色货利”的社会中生存，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呢？生于泥土，归于泥土。在这之间人又在哪儿呢？

失去了自由，人还能称之为人吗？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零零五，已经过去。时间会冲淡一些东西，记忆将那些最珍贵的留在心里。

“木桶定律”，即一个木桶的容水量由木桶的短边决定，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叫短边法则。20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效需求不足，其实就是木桶定律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在一个国家的封闭经济系统内，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才能使得系统均衡。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时候，即有效需求不足，这时短边法则将起决定作用，系统的失衡引发经济危机。

对于“木桶定律”，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一、“木桶定律”是在静态的条件下看待问题，这时它是正确的；可是从动态的角度讲就未必正确。我们在用木桶装水的时候，如果把木桶倾斜，则容纳水的多少就由木桶的最长边决定。

二、“木桶定律”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影响事物发展的“短边”和“长边”是相互独立的，即互相不影响。在宏观经济学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在静态分析中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动态分析中，却是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供给学派就反应了这个思想：总供给的增加，使得企业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增加，其必然引起消费者收入的增加，由于需求与收入正相关，则总需求增大。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萨伊定律：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和萨伊定律是如此的相似，也就难怪当年人们在怀疑萨伊定律死灰复燃了。

综上所述，木桶定律在短期的静态分析是成立的，但在长期的动态分析是不成立的。

某日，闲来无事和同学聊天，一位问道：“你会和另一个男生相互竞争，去追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吗？”我们各述己见地侃大山，聊得不亦乐乎。

事后，我曾想到一个游戏，这是耶鲁大学的教授Martin  Shubik设计的一个游戏：一名拍卖人拿出一张1美元的钞票，请大家给这张钞票开价；每次叫价的增幅以5美分为单位；出价最高者得到这张1美元钞票，但出价最高和次高者都要向拍卖人支付出价数目的费用。

在这种博弈规则下有一个纳什均衡：第一个开价者报价为1美元，博弈结束。但这种策略不符合理性人的假定，理性人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对这个博弈的解可以运用反向归纳法，我们可以假定有两个局中人A、B参加博弈，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只有2.5美元，且不允许向别人借贷。当局中人A报价0.1美元，B报0.15美元，这时如果A不增加报价则会损失0.1美元，而增加报价则会得到0.8美元（1-0.2）。同理，当A报0.2美元时，B也有增加报价的激励。……当A报1美元时，B就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增加报价就损失0.95美元，如果增加报价则损失0.5美元。由此可以得出最后的结果是，A支付2.5美元得到1美元，损失1.5美元；而B则要损失2.45美元。根据博弈论知识可以知道：最先开价为0.7美元的局中人将得到1美元，但他的利润依然是负的。

对于出现以上情况的解释可以应用光滑斜坡理论：一旦你开始向下滑，你就很难回头。所以最关键的是不要迈出第一步，除非你已经知道自己最后会滑落到哪里。

现在回到我和同学聊天的话题，两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假设:1.这个追求的过程是可以分阶段的;2.A、B两个竞争者是分别依次报价的（即通过自己的付出来显示对女生的爱）;3.A.B是同质的，对女生来说是无差异的；4、女生根据A、B的最高支付选择男朋友。由以上博弈分析的结论可以得出：最后的胜利者即赢得女生芳心的局中人所付出的成本一定高于女生的“真实价值”，两个局中人A、B都是“输家”（利润都是负值）。这种结果使我们不得不对产生疑问：竞争的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局中人相互博弈会使资源配置给对其评价最高的人，此时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对这个理论的一个形象表述是：在拍卖场中，各个理性局中相互竞争，最终拍卖品被对其评价最高的人得到。

在“1美元博弈”中，由于博弈规则的设计使得局中人在决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上一次博弈的结果，可以说这是一个陷阱博弈。

在竞争女朋友的博弈中，局中人上一次博弈的结果会对接下来的博弈的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分析只是实证的，与现实世界可能会有差异，这是正常的。